以考古学研究方法来看琴的历史

讲座伊始，博·拉尔格林教授提到了他开启古琴研究的契机：在1976年曾侯乙墓被发掘之际，其出土的乐器曾一度掀起音乐界学者们的研究热潮，但大部分学者的关注点都聚焦于被称作“国之瑰宝”的曾侯乙墓编钟，于是，鲜少有人关注的弦乐器部分就于1999年委托给了拉尔格林教授，由他来负责撰写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弦乐器的目录条目。也正因如此，拉尔格林教授便与古琴、中国音乐结下了缘分。

接着，拉尔格林教授以其辩证、严谨的思维，从古琴的调音机制、出土前的范式、与曾侯乙墓发掘的影响三个部分展开，以考古学视角对古琴的前身、历史源流等问题进行了考证。

左：博·拉尔格林 右：江恬恬

琴这类乐器的调音机制与其他乐器有着显著的区别，而这也成为了定义“琴”的要素之一。在琴的调音机制中，绳子并非缠绕于琴栓，而是绑在一根中部的绒扣上。接着，绒扣穿过琴轸中间的通道，自侧孔抽出一截旋转翻扣系在琴轸的上方，将两端拉紧系于其上。其后，就能通过转动琴轸来改变扭矩，从而改变琴弦的张力。

古琴的调音机制

传统的古琴是使用丝制琴弦的，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也有中国琴家逐渐开始采用钢丝绳弦。这些琴弦粗细不一，其中，距离演奏者最远的低音弦最粗，距离演奏者最近的高音弦最细。当使用丝弦时，可以通过调整丝弦的数量来改变其产生的音高。根据库尔特·萨克斯的说法，古琴的七根弦丝的数量分别有48、54、64、72、81、96和108，用相邻弦的比例来表示，可知它们形成了一系列9/8的全音，中间穿插着32/27的半音。

于是，古琴就由这样的七根空弦产生了五声音阶，但即使用其中一根弦，也可以通过左手手指在不同徽位上的按压来演奏出许多音调。这种调弦的机制是琴所独有的，其他的大多数中国齐特琴类乐器（如瑟、筑、筝等）都是通过移动琴柱来调弦的。

这一部分，拉尔格林教授首先就“范式”（paradigm）这一问题，提出了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应当抱有敢于质疑权威、遵循真理的态度。

通常我们认为，基于由权威和传统所创立的准则下所运行的世界，是符合这一时代的范式的。即，“范式”往往是指经由权威验证，而成为时下约定俗成的规则或通识。托马斯·S·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很少会有学者探索、挑战当前的范式。大多数学者仅仅是作为解谜者，进而寻找符合公认范例的新应用。而作为一个真正革命性的理论，他指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比牛顿力学适用于更广泛的条件，后者的工作速度比光慢得多——狭义相对论对拉尔格林教授启发甚深，由此，拉尔格林教授便一直秉承着独立思考、冲破范式的精神进行着他的学术研究。

直到目前为止，人们或许仍认为琴的历史源头最早可追溯至唐朝（618-907）。这些琴中，大部分都不是在中国发现的，而是在诸如美国、日本等的海外地区。学者高罗佩认为最古老的琴是现存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古琴。根据对该琴背后铭文的考证，高罗佩断定这把琴应属于北魏时期（386-534，尤其是435-495期间）。但这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在古代，铭文的样式是很容易被书法家模仿的。所以，拉尔格林教授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坚持通过亲身考证去解读、还原历史的事实。

琴的历史在1978年前都是模糊的，直至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第一架古代的琴。曾侯乙墓这一遗址，始建于战国初期，即公元前475-221年。幸运的是，相比部分其他乐器，该出土的琴由于没于墓水中而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琴

经考察发现，出土琴有着与古琴相似的细节，尤其是它以调音木栓来调音的机制以及没有移动琴柱这两个特点。其中，用木栓调音是古琴独有的特点，因此拉尔格林教授认为木棺边上的乐器很可能就是古琴的前身。然而，该出土琴也有着不同于通常古琴的细节，相比之下它要小得多，且十根弦高挂在音板上。

而在拉尔格林教授的观点受到质疑时，他又进一步通过汉代铜镜上的古琴画像来考证了古琴的时期。在研究这些不同时期的图片时，人们会看到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400年的持续发展，这些铜镜为研究琴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判断时期的渠道。在这些铜镜所显示的画像中，有一副是一个肥胖的男人在演奏置于膝盖上的古琴——他通常被认为是一位著名的古琴演奏家——伯牙。伯牙的故事最早在公元前3世纪得以证实，但从铜镜上却似乎可以反映出伯牙的故事在东汉时期是最为流行的，同时，其图像也展现了汉代琴的形态和演奏技巧。

汉代铜镜上的古琴画像

综上，曾侯乙墓的出土琴就是古琴的前身，便毋庸置疑。根据出土琴的细节特征，也可看出其从初始形态演化到现今琴制的演变过程。

在这一部分中，拉尔格林教授对前述的考古分析进行了总结。

他提出，曾侯乙墓的发掘对琴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它首次揭示了像琴一样的齐特类乐器早在唐代以前就存在了。并且，唐琴是战国时期的琴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产物。因此，将琴的历史分为更古老的琴（ancient qin）和古琴（guqin）这两个阶段是比较合适的。

与此同时，基于对琴的历史分期，拉尔格林教授又进一步提出了对于“琴”这一乐器的命名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如今将这类乐器称为“古琴”并不是最佳的，因为目前人们通识中所定义的“古琴”实非最古，在此之前还有更加遥远、古老的琴和琴制。故他认为，将此类弹拨乐器称为“琴”会更为合宜。

最后，拉尔格林教授提到，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而言，出土文物和考古学都是极为重要且必须引起关注的。遗憾的是，目前考古学与音乐学领域的连接还远远不足，许多音乐界的学者对于这些文物、图像资料等并不是很在意，考古报告发表后也没有后续跟进研究。因此，我们应当更多地去了解这些考古方面的信息。

讲座之末，赵维平教授感触颇深，对拉尔格林教授严谨的态度和不盲从权威、勇于探索事实真相的学术精神表示真切的认同，并鼓励学生们也当对学术持有这种思辨的精神，在各自的领域内努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