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东亚古谱研究中心“中国与东亚古谱数据库网站”上线，特刊发中心主任赵维平教授的研究介绍文章。
赵维平教授在京都杨明文库调查五絃琵琶谱
乐谱是音乐呈现的直接依据，不同于西方乐谱，在东方音乐中口传心授是其主要教学、传播手段，骨干音式的记谱体系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东方乐谱仍然不失为呈现各个历史时期音乐风貌的主要依据。我国是东亚乐谱体系的发源地，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鼓谱，此后陆续问世的有古琴谱、琵琶谱、横笛谱、筝谱、笙谱、筚篥谱等古代乐谱。但是，与西方音乐不同，由于中国古代的记谱体系的特征及乐谱与实际音响表现的差异等诸多原因，后朝人往往无法读懂前朝的乐谱。再则，乐谱的演绎者——乐器也在时代的发展中产生变迁（形制、演奏方式、表现功能等）。因此，我国早期的古代乐谱，尤其是唐宋前后出现的器乐谱（古琴谱除外）很早便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乐谱可分为声乐谱与器乐谱。中国的声乐很早便出现于历史舞台，其发展途径非常特殊。早期的诗经、楚辞都是唱本，其内容记录了当时的历史、社会、政治、生活等时代风尚。这些格律式的声乐作品到了后代逐渐被文学所替代，汉魏六朝的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曲牌、词牌等以诗、词等的音韵、声律取代了乐谱，于是乐谱便失去了其记载的必要性。直至今日出版的民歌集很多只记载地方民谣、诗歌等文字内容，却没有乐谱。这是由于当地人只要按其方言、格律特征就能唱出诗文之故吧。
中国器乐谱的发展路径与乐器本身的命运休戚相关。就古琴谱而言，目前发现的唐人抄本六世纪梁代丘明《碣石调·幽兰》（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是至今发现最早的文字叙述谱。到了唐代在曹柔、陈拙等的努力下进行了古琴谱改革，出现了减字谱，这种一个谱字一个音高的减字谱一直到明清才彻底定型完成。古琴谱始于唐代，其规模性的出现却是在明代，也就是说从唐到明清的一千年间古琴谱遵循琴自身规律逐渐形成，这与琴本身的形制自汉代七弦十三徽定型以来，至今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
但是，琵琶谱、横笛谱、筝谱、笙谱等却不同于古琴谱，上述乐器尤其在唐代以后其形制、演奏方法等都发生了变迁，它们的乐谱也随之消失。进入了二十世纪在敦煌藏经洞（第17窟）中发现的琵琶谱（长兴四年，933），被称之为《敦煌琵琶谱》（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BnF）是深藏了近千年后被发现的古人遗物。这份乐谱尽管在中国沉睡了千年，但之后还是流向了海外。实际上我国除古琴谱外，唐代前后的乐谱可以说荡然无存。中国有着丰富的乐谱资源，遗憾的是这些古谱没有得以传承，一个乐谱起源国沦为“贫谱”之国实在令人歔欷惋惜。那么，如此丰富的古谱资源都流向了何处呢？随着日本遣唐使的来朝，一些音乐使者将中国当时的乐器、乐舞、乐谱等带回了日本，他们视中国唐代艺术为上等的舶来品精心珍藏，通过日本雅乐这一路径一直继承、传播至今。以上所述的琵琶谱、笙谱、筝谱、横笛谱、筚篥谱等大部分散见于日本多个博物馆、音乐研究所、政府机关及学术机构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beat365英国官方网站叶栋先生经过近二十年的辛勤钻研首次解读了敦煌琵琶谱中的节奏问题，并上演了他解译的一千二百年前的唐代音乐，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古谱研究热潮，吸引了诸多学者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但是近些年来古谱研究大有偃旗息鼓之势。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项研究举步维艰、势头趋衰呢？难道唐《教坊记》、《羯鼓录》等文献中所记载的几百首乐曲，内教坊、梨园中的软舞、健舞、散乐；敦煌壁画中丰富多姿的音乐、舞蹈场面都付诸于音乐了吗？显然没有！也就是说中国古代音乐史还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就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们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于《敦煌琵琶谱》，其次涉及到少量的《仁智要录》、《三五要录》、《博雅笛谱》等几份乐谱。由于“贫谱”所造成的研究不足显而易见！
周知，唐代音乐的研究初出于日本，1938年林谦三发表了《琵琶古谱之研究》。后来他用英语发表于了Study on Explication of Ancient Musical Score of Pi-p’a Discovered at Tun-huang, China（「奈良学芸大学紀要」第五巻一号（昭和三十年，1955）的论文，此文后被译成中文单行本《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潘怀素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57）。而林谦三古谱研究的重要专著是《雅乐-古乐谱的解读》（音乐之友社, 1969）。其中对五弦琵琶谱、敦煌琵琶谱、横笛谱、笙谱、催马乐、琴歌谱、舞谱等多种乐谱展开讨论与研究。而东亚古谱的研究真正引起世界性关注是始于七十年代以来剑桥大学的著名学者劳伦斯·辟肯（Laurence Picken）教授。他与他的弟子们在其主编的《亚洲音乐》（Musica Asiatica）1-6集、《唐代传来的音乐》（Music from Tang Court）1-7册中相继用英文发表了大量解读古乐谱的相关论文，引起了全球学者的重视。辟肯团队的研究是综合性的，他们不仅对不同单一乐器（乐谱）展开深入的研究，同时还将同名曲组合在一起形成乐队组合的形式，解译出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
中国古代的乐谱研究为何始于海外？因为我国几乎没有可以从事古谱学研究的基础史料，这些古代乐谱的基础史料极大部分集中于日本，唐朝前后的俗乐器谱在我国没有得到传承。劳伦斯·辟肯最初来华研究是从姜夔及《事林广记》的一些作品中入手的，之后是去了日本收集了大量古谱才有了上述著述中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对于古代音乐作品的研究解读需要建立在这些乐谱基础之上。我国除极少数的学者见到过古代乐谱的真迹，绝大多数都是参见一些翻印质量较低的复印本，传抄本。而且对于乐谱的出处、藏本出处等大多没有题解，这一现状极大的阻碍了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进程，限制了研究成果的质量。历史上同名乐谱往往会有多钟不同的抄本，其内容也不尽相同。而依据什么版本乐谱所展开的研究将直接影响其研究结果的质量。因此，对于乐谱的原始文本的版本、出处、时代、来源等做出解释（题解），是古代音乐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其重要性对于学科发展不言而喻。
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乐谱种类。从目前发现最早的古琴谱《碣石调·幽兰》，到唐代发明了减字谱，明代出版了三千多首古琴谱，构成了庞大的古琴乐世界。此外，唐代以来俗乐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琵琶谱、筝谱、横笛谱、笙谱百花齐放；宋代以来出现了俗字谱、工尺谱等，形成了我国巨大的乐谱文库。这些乐谱发源于中国，随着丝绸之路的展开也传到了东亚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音乐上对这些地域和国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这些乐谱内容庞大，版本复杂，认识混乱，且大量乐谱流失海外。如何对中国古代乐谱进行全面的删选整理、善本收集，尤其是将大量流失于海外的乐谱集中起来做成完整、全面的乐谱数据库储存，并进行客观历史性的解读，建立专业网站公诸于世是一件极其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通过多年的努力beat365英国官方网站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与东亚古谱研究中心逐渐收集和整理了逾百部原始古谱，近二万页高清扫描的电子文本。本中心收集的古代乐谱主要是流失于海外的乐谱文献（将来计划在收集古谱的同时，进行乐器图、乐书等珍贵资料的收集与解读工作），其中有些是中国固有的乐谱，还有从中国传入东亚诸国，由当地人抄写、编撰、传承的乐谱。时代按唐前、唐宋、明清、近代等几个时期划分。种类上有流失于海外的古琴谱、琵琶谱（四弦、五弦）、筝谱、横笛谱、笙谱、琴歌谱、声乐谱等。具体的乐谱及解题列举以下几个例子：
谱名：《碣石调·幽兰》
分类：乐谱——古琴谱（古琴文字叙述谱）
传谱人：丘明（？-590年）
抄谱年代：约为唐武则天时期（公元684-714年间）
材质及印刷：纸质手抄版
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碣石调幽兰第五》（TB1393）。宽27.4cm，全长423.1cm,卷子本一轴。由十幅纸相连，一幅纸分为二十五行施以列行墨迹（卷头两行欠缺，第一幅纸23行）每行在20-22个字左右，共242行。整体的构成：卷头写有“碣石调幽蘭序一名倚蘭”。最初记有该曲由来的序文。之后，记载了222行的琴谱（文字谱），卷末包括《幽蘭》在内列记了59首曲名目录。该谱整体由四个部分构成：
1，第1行 内题 《碣石调幽蘭序一名倚蘭》
2，第2-5行 序文
3，第6行 琴谱题 《幽蘭第五》
第7-228行 琴谱（文字谱）
第229行 琴谱的尾题《碣石调幽蘭第五<此弄宜缓消息弹之>》
4，第230-242 列记琴曲59首。
《天平琵琶谱》
别称《黄钟番仮崇琵琶谱》、《番仮崇琵琶谱》。该谱付有正仓院中仓续续修三七帙、天平十九年（747）七月二六日。抄写在《写经料纸纳受账》纸的背面。黄钟调《番仮崇》的琵琶谱。断简六行，含琵琶二十个谱字。右上端写有调名“黄钟”，其右下记有曲名。以下三行弦合、“调”，此后为本曲。末尾缺。目前所见世界上最古老的琵琶谱。
《五弦谱》
五弦琵琶谱集成。五弦琵琶谱、五弦琴谱的别称。卷子一轴，乐谱宽28.1厘米、长13.4米，上端约3厘米，下端约3.9厘米左右的空白，谱字行间约2厘米宽浅黑墨勾线。平安中期书写。近卫家传，日本京都杨明文库藏。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份五弦琵琶谱，它与正仓院所藏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八世纪唐传琵琶）构成极其重要的文化遗产。卷首书名《五弦》，首页目录记有乐调与曲名，乐调有六种、曲名二十七（实际收录二十二曲）。在乐曲《夜半月》末尾记有“丑年（773）十一月二十九日石大娘”。卷尾书写有“承和九年（842）三月十一日书之”，但笔迹与本文不同，判明是后人所加书写。封面题名“五絃琴谱”字样，被证明是题误，应该是“五弦谱”或“五弦琵琶谱”。五弦琵琶在中国的史籍中别称为“五弦”。本谱引自杨明丛书8《古乐古歌谣集》。
《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
分类：乐谱——琵琶谱
成谱时间：长兴四年，公元933年
发现地：中国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现收藏地：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材质：纸质手抄本
规格：每张约20cm×23cm
编号：P.3539（2面）、P.3719（5面）、P.3808（19面）
简介：敦煌琵琶谱又被称为敦煌乐谱、敦煌曲谱，因其20世纪被发现于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而得名。莫高窟藏经洞的一部分珍藏，在1908年被法国语言学家伯希和（P.Pelliot）带出劫往巴黎。现今该谱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存谱包括伯希和编号P.3539、P.3719和P.3808三种。其中，伯希和编号P.3539的敦煌琵琶谱抄写在《佛本行经·忧波离品次》经卷的背面；伯希和编号P.3719的敦煌琵琶谱是曲名为《浣溪沙》的残谱；伯希和编号P.3808的敦煌琵琶谱（共25曲）抄写在《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经卷的背面。这些乐谱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原卷目录名为“曲子工尺谱”。
《仁智要录》
日本雅乐筝乐谱集成，全十二卷。藤原师长（1138-1192）撰。同藤原师长的二大乐谱集成（琵琶谱《三五要录》相同，成立年代不详），两者编撰方针相类。首卷，筝案谱法·调子品、卷二催马乐律、卷三催马乐吕、卷四壹乐调上、卷五壹乐调下、卷六平调、卷七大石调、卷八双调·黄钟调、卷九盘涉调上、卷十盘涉调下、卷十一高丽曲、卷十二（秘说卷）。催马乐与左右乐曲同《三五要录》相一致。各曲首记有拍子·乐曲的构成、以上在其他乐谱中的记载、作者、成立、曲种、舞作法等的记注都大致相同。（秘说卷）中收有角调曲、同柱依次排列、平调·上阳性吕调·四浜性吕调·同律调的曲·调子·拨合等、筝卷弦口传事、平调柱、一越调曲的伎乐谱九曲、荒序、早引杨真操、性调韩神。《仁智要录》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本谱东京艺术大学藏本。
《三五要录》
琵琶谱集成，全十二卷。藤原师长（1138-1192）撰。《三五要录》与《仁智要录》（筝谱）为藤原师长的两大曲谱集成，也是东亚音乐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卷一，案谱法·调子品上、卷二调子品下、卷三催马乐上、卷四催马乐下、卷五壹乐调上、卷六壹乐调下、卷七平调、卷八大食调、卷九双调·黄钟调、卷十磐涉调上、卷十一盘涉调下、卷十二高丽曲。全书无序、跋。每曲都付有详细的注记、桂谱·西谱·他说等校对记载。宫内厅书陵部藏有伏见宫本与菊亭本；而伏见宫本与上野学园日本音乐资料室漥本残卷有数本，以上为镰仓时期的传本。本谱东京艺术大学藏本。
凤笙谱 调子谱
怀中本。折叠本。纵10厘米，横9.5厘米。原装清淡色裱纸，损伤非常严重。首页左上角墨书有“鳯”字反复来看它与本谱使用的纸质相同。本谱使用较厚的褚纸，上栏有一厘米、下栏0.6厘米的墨界空白。行间约2.4厘米相间，每片四行谱字。乐谱分表里两面。表面记载的调子有，平调、盘涉调、黄钟调。而里面记载有壹乐调调子、双调、大食调调子。乐谱中没有内题与落款抄谱信息。从其笔迹、纸张的材料来看其书写年代大致可判断为平安末期之作。后补的时期为江户初期晚些时候。本谱的表面按平调、盘涉调、黄钟调。里面按壹乐调、双调、大食调的顺序记载了“调子”。平调有57行、盘涉调84行、黄钟调75行、壹越调63行、双调53行、太食调41行。“调子”一般是舞乐序奏部分的曲，往往是由笙、筚篥、横笛（各数名）与羯鼓（一名）编成。
《清湖琴谱》
中国明代琴谱，二卷+续集一卷，共收40曲（包括调意10首、琴曲30首），【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古杭惠寀校正，宜陽严鹄（严嵩次孙）重刊。这一曾旧藏于日本帝国图书馆、现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琴谱，疑为孤本。
卷一，谱前所列为“总字母”54个，“左手指法”41个，“右手指法”15个，及琴法一则；录有《宫意》《阳春》《梅花引》《清都引》，《商意》《亚圣操》《白雪》《长清》《短清》《猗兰》《鹤鸣九皋》《猿鹤双清》《归去来辞》，《角意》《御风行》，《徵意》《文王操》《关雎》《禹会涂山》《樵歌》《渔歌》《雁过衡阳》22曲。卷二，录有《羽意》《雉朝飞》《佩兰操》《乌夜啼》，《商角意》《庄周梦蝶》，《蕤宾意》《潇湘水云》，《凄凉意》《楚歌》《屈原问渡》，《黄钟意》《昭君引》，《清商意》《秋鸿》15曲。续集，另录神品商曲《古交行》、蕤宾意《阳关三叠》、神品徵曲《龙归晚洞》3曲。从其编写体例和所录曲目来看，该谱主要参照了目前所见最早的浙派琴谱——黄献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编撰而成的《梧冈琴谱》。对于浙派的研究而言，《清湖琴谱》的出现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还有《魏氏乐谱》1768年魏皓编撰，明乐谱。(有尚书堂版、金堺银坡版、芸香堂原刊本、柳川信敬旧藏版等1-6种不同版本)，坂田古典音乐研究所藏。《东皋琴谱》、《崔马乐》声乐谱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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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