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嘉宾对谈（一）续二

嘉宾对谈（一）续二

（续二）

杨燕迪：谢谢居老师的发言，他对目前的音乐创作现状作了深刻的批判，也呼吁艺术家坚守本位，在这样一个充满问题的时代坚守底线。最后我们有请阎惠昌老师，他长期担任香港中乐团的艺术总监，通过他常年的努力，一直在不断推出新作品，希望通过他的角度给我们带来新的信息和启发。

阎惠昌：我以香港中乐团为例。政府一年拨多少钱，你做什么事情，演什么作品，政府不过问。也正因为这样，乐团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乐团的发展，为了生存之道。我们创作一个作品，一台演出，要在弹丸之地那么小的观众里面挖空心思，既要有传统的东西，也必须出新。不出新的话，就没有人进来看演出了。

香港中乐团目前创作的数字是2300首，我们花钱请人家改编创作的，包括同名不同形式的，目前是2300首。我1997年接任香港中乐团总监的时候，演过的作品编号有三千首，现在当然已经不止这个数字。每一次我们首演作品的时候，都会请作曲家去听，听完了以后问还有什么问题。作曲家感觉很好。

香港中乐团的创作也是几个方面。有些是命题创作，比如说我们最近庆祝乐团39周年的音乐会叫“周秦汉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朝代，怎么用音乐表达出来，希望对香港青少年传达中国传统的文化，认识其中的智慧。这样的作品就是命题创作，但是命题创作也是国际化，比如说“周”，我们请马来西亚的华人作曲家创作。“秦”就请国内的作曲家，特别是陕西的作曲家。“汉”就请德国作曲家创作，中国文化走出去。“唐”请香港一个创作上非常多元的作曲家。最后检验就是观众。香港中乐团这些年蓬勃发展，政府在资金上支持，但在方向上不干预。

这里面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们委约的作曲家，最近越来越多的是欧洲的，或者是非华人的作曲家，而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很像中国人写的作品。反过来，中国的作曲家写出来的东西，倒像欧洲人写的作品，这个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曾约了一个德国作曲家，他与谭盾当时都在欧洲大师班里学习。看他的总谱吓我一跳，他居然要绛州大鼓，要用十面锣，用三音锣，这个德国人怎么对中国乐器用到这样的程度。这样一个德国人是深入研究了中国乐器的性能，然后创作出具有中国韵味，又跟现代国际接轨的作品。

还有一个比利时的作曲家，有音乐会他就从比利时欧洲飞过来，听我们的排练，特别对有特色的乐器，比如唢呐、管子、三弦等都去研究，很有意思。希望在未来，不但中国人要研究西方交响乐团的乐器，更希望西方人把我们中国民族乐器当成抒发情感、创作作品的乐器。我们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更加向国际方面拓展。

最后我用一句话来结束。我觉得，写一个作品就像派十个探子探路，九个死了，还有一位探子也许能幸运地找到一条活路，安全返回，他找到的路是否可行我们不知道，但正因为开辟了这条路，后续的人才可以沿着这条路持续探索和前进，中乐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也许要用这种态度，用大浪淘沙般的态度对待中国音乐的发展。谢谢。

杨燕迪：阎老师从另外的视角来看问题。有一点我很赞同，即中国音乐现处在越来越全球化的环境中，大家看到甚至有很多西方人在用中国乐器写作，这是21世纪以后才产生的新现象。

我希望再做一点交流对谈，我有一个问题，提给各位专家。尽管现在存在很多问题，但还是有很多很棒的作品涌现出来，比如小说中的《白鹿原》，很想知道汪涌豪老师怎么看？我听说上海大剧院最近刚上演了一部很棒的话剧，就是《北京法源寺》；电影方面我看了石川老师的评论，就去看了《老炮儿》，我很喜欢，觉得这是一部商业跟艺术结合很好的电影作品。包括前段时间上海推出的芭蕾舞剧《简·爱》，这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我很想听听各位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接刚才阎老师的话，很可能十个探子出去九个死掉的，但是有一个留下来，很可能就代表了这个时代，我想听听各位的回应。

欧建平：《简·爱》是两年前在上海荷花奖舞剧评比中我力推金奖的。它是一个外国故事，中国剧作家做的剧本，外国的编导编的，中国演员跳的，很自然就走出国门。当时我给《简·爱》的写的评语是，中国舞台上极少见到这么一部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舞剧，人物很简单，没有大制作，没有豪华的布景。故事上也有创造性的突破。

石川：我特别同意阎先生说的派出十个探子有一个活着回来，电影更惨烈，也许派出一百个探子，只有一个活着回来。这几年可能还能列出几部片子，能够供大家讨论，提供这样一种话题性，也许能成为传诸后世的作品，但是这种作品太少。最近，中国电影老是出现高票房、低口碑的现象，市场卖得好的都是烂片，越烂卖得越好，这是中国市场特别奇特的现象。我觉得，这个现象是跟中国目前处的市场急剧扩张的状态有关系。扩张过程中，出现了新兴的观众群，不成熟。如果要去迎合这批观众的口味，必须要打得很热闹，追得很热闹，而一思考，观众就跑掉了。其实电影不管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烂片永远是多数，能留下的毕竟是少数。

罗怀臻：我回应一下，我们实际上每年都会有好的作品出现，包括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北京法源寺》，还有香港来的《亲爱的，胡雪岩》，都是多年不遇的好作品。好作品其实一直都存在。但为什么我们今天批评比较多，包括居其宏先生批评了五点，因为理论家在论坛上更多是找问题，是希望这样的好作品能更多出现。开总结大会，我们可能更多谈优点和长处，但开论坛就是要发现我们的缺点和短板。

台下听众：今天发言实在太精彩了！我是一名音乐从业者，我首先想问汪涌豪老师，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文学是超离生活的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但这带来一个问题，每种艺术的样式风格都有特定的时代特征，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对这种说法作何评价），认为古典文学已经离我们当下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脱节了，古典的风格和色彩如何能够打动当下现代人的心？

我另外想问罗怀臻老师一个问题，我对跨界比较关注，我今年看了一部戏叫《乌合之众》。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话剧领域中，无论多么先锋、多么激进、多么前卫，都有非常好的观众群体，而且观众群体在扩大。音乐刚好相反，通俗音乐的观众更多，先锋的探索性的音乐的观众就少很多，我不知道你对这种现象作何评价。

汪涌豪：谢谢你的问题。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古典的东西一点没有过时，因为人面对的喜怒哀乐、生存的情景都是一样的，尽管古人没有电脑、手机，但是我们读北宋诗人的诗，每一句都冲击到我的心里。人的基本的心灵并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怎么能说古典的东西与当前脱节了？只不过现在的人过得粗俗庸常了。今天中国社会太快了，我们的躯体走在前面，不知道灵魂到哪里了，到后来也许就没有灵魂了。一个人只有慢慢活，才能接触到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灵魂，千万不要跟着时代走，永远有比你时髦领先的东西。有些人需要走在世界的后面，作为时代的殉道。古典的遗产，能深刻地打动你，但这需要有时间，需要有阅历，需要拿出最大的本事才能揭开它坚硬的壳。

罗怀臻：刚才这位同学讲的《乌合之众》，以及刚才提到的《简·爱》，刚好两部作品是同一位作者喻荣军。他开创了上海话剧的小白领戏剧，另外他对当代话剧的流行性、商业性发展作出了很独特的个人贡献。作为一个剧作家，他也正在逐渐地在作品中沉淀出有经典价值的作品，包括《简·爱》，也包括他最近的创作话剧《老大》。经典可以经受时间的检验，但在一个空间里，他不一定拥有很多的观众。我觉得，对一个作家，对一个作品，在流行过程中也会沉淀出那个时代的经典，经过时间洗礼，最后成为经典。这两个现象是一种互文的关系，此消彼长，是一种互动的关系，都很有价值。谢谢。

杨燕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打住了。今天上午的发言和对谈非常成功，触及了诸多文艺创作、音乐创作的现状问题和深层次的命题，也对我们接下去的思考和讨论提供了非常好的参照与启发。我们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带来的发言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