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上海之春”走出来的小提琴手。如果没有《梁祝》这样的作品，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成绩。可见，推新作，要比推新人更为重要。如果新人能够不断演奏我们作曲家的新作，那么新人和新作都会广为流传。但是，这其中有一个要点：要保护传统。传统是什么？就是因循作品要为人民服务。
我们当初为什么会创作《梁祝》？是因为我们下基层演出的时候，发现普通百姓不鼓掌。他们不了解小提琴、不那么喜欢小提琴。因此，我们想怎么才能让中国老百姓喜欢这把乐器。一群年轻学生开始进行了小提琴民族化的探索，先把民族器乐曲移植到小提琴上演奏。为了拿出优秀的节目庆国庆，为了让老百姓喜欢——我们当时是抱着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开展创作和演奏的。从《梁祝》跨越时间、跨越国界，时至今日还是得到大家喜爱的例子可以看得出，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都是有民族性的。
“上海之春”的根本任务是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化，首先就应该推举新人新作。但是，要推出新人，就要首先推出新作。当下的作曲界过度追求技巧高超、技术先锋、概念先行、“出奇制胜”——这对于探索音乐边界而言，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对于要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新作、推出当下演奏界、演唱界的新人，就未必有帮助了。
曲目好，就能“捧红”演奏者、演唱者，这个道理啊，与戏曲界的老生常谈“戏保人”是完全一致的。我的学生们经常来问我一个问题，你说某某某的作品音乐会，我要不要去参加？我的回答是，那你先掂量掂量这部作品会不会给你的表现加分？如果能加分，当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会减分，当然不要去蹚那个浑水。可惜的是，我们当下不少作曲家的大多数作品跑在人民接受能力的前面。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奏家和演唱家，不都是依托了老一辈作曲家的作品，才能脱颖而出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音乐人，往往只能去演奏国外作曲家的作品——这样出新人也相当难，因为其评价标准很难界定。在业内，有那么多前人已经因为同一部作品，成为你面前的里程碑甚至纪念碑，你如何轻易逾越？而一般听众则未必能听懂年轻演奏家的诠释，外国作品可能真的很好，但未必能接我们的地气。一头得不到专家认可，一头得不到听众鼓掌，那么如何出新人？
这个也许和作曲、编舞等艺术创作类的教学评价体系有关。作曲也好、编舞也罢，如果教学成果最终是靠几个学分来体现，而学分高低又只由所谓技巧来决定的话，那么作曲系等专业的学生，就只会求技巧、编概念。他们不再会为百姓创作曲目，不再会创作旋律优美、情感动人的作品。基础不够稳固，那么，演奏员、演唱者、舞蹈者就很难用自己的能力去二度创作，就不可能感染听众、观众。
如此一来，新人怎么会成长起来呢？其根本问题，就是要有单纯而高尚的思想动力——就是为人民服务。
俞丽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