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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哪些反战音乐曾激励人类并肩前行?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5-18浏览次数:1479

早报记者 廖阳 


勋伯格


肖斯塔科维奇


  今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上海之春”亦有三台纪念会相继上演——冼星海《黄河大合唱》、赵季平《和平颂》、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两曲来自中国,一首代表欧洲,共同发出反战之声。beat365英国官方网站研究员王瑞、教授王丹丹也分别带来两场“反法西斯”讲座,纵览中国和欧洲的反战音乐。那么,有哪些名家名曲曾激励困境中的人类携手共进,并肩前行?

  中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打响侵华战争。中国抗战主题歌曲的创作、传播与歌咏运动风起云涌。丰子恺形容: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至1945年,中国诞生的抗战主题歌曲有上万首。

  黄自《旗正飘飘》

  从《抗敌歌》(1931)到《热血歌》(1937),“一代宗师”黄自是中国最早创作抗日救亡题材歌曲的作曲家。

  时逢“九一八”事变,黄自有感祖国山河遭敌寇荼毒,欲唤起人民抗敌爱国意志而作出《抗敌歌》;次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突袭上海闸北,爱国将领蔡廷锴率全体将士奋勇反击,黄自为何香凝作词的《赠前敌将士》谱曲,献给爱国将士;不久,黄自又作出四部混声合唱《旗正飘飘》,节奏铿锵,色彩悲壮,被故事片《还我山河》用作插曲,成抗战时期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1933年3月,黄自率领音专师生在杭州举行了两场“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亲自主持报幕,以《抗敌歌》、《旗正飘飘》压轴音乐会。上海《中华日报》评论:“悲壮激抑,闻者奋起。鼓舞敌忾,可谓名副其实矣。

  张寒晖《松花江上》

  还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电令部队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挑衅,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作曲家张寒晖在西安耳闻目睹数十万东北军民的流亡惨象,他到东北难民集中地区走访,听他们控诉侵略者罪行,述说对故乡和亲人的思恋。1935年,张寒晖写出《松花江上》歌词,又以北方女性在坟头的哭诉哀声为素材谱曲。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学生去临潼请愿,张学良前来劝导,学生开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唱出了东北民众的悲愤,亦点燃了抗日烽火,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不无推动作用。

  冼星海《黄河大合唱》

  1938年,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壶口附近东渡黄河。途中,他目睹了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的搏斗,也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次年1月,光未然抵达延安,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在除夕联欢会朗诵。冼星海听后兴奋表示要为其创作《黄河大合唱》,他在延安一座简陋土窑里抱病连写六天,完成作曲。

  延安条件艰苦,冼星海最初只用简谱写就,演出乐器也十分简陋,口琴、笛子、二胡、煤油筒都用上了。1975年,指挥家严良堃等人据此重新配器,经中央乐团演奏传播力甚广。抗战时,《黄河大合唱》是鼓舞人民战斗的号角,抗战后又成为团结海内外华人的强大凝聚力。尤其是《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起,常常唱者激昂,听者落泪。

  5月16日上海之春,上海文广合唱团、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台湾新节庆合唱团将再把此歌唱响。

  赵季平《和平颂》

  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前人在战争年代对和平的向往,《和平颂》便是当代作曲家在和平年代对战争的反思。

  2002年,赵季平受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邀写纪念音乐,艰难写作历时3年。大概只有民乐才能尽现30万亡灵的悲吟,《和平颂》共分五个乐章,胡琴、琵琶、中阮、大阮,或颤抖或柔曼的器乐音色,有女性对日寇暴行的控诉,亦浸透着抗争的不平意绪。赵季平将中国歌谣“茉莉花”贯穿五个乐章,最终落脚点,还是放在呼唤和平上。

  5月1日上海之春,夏飞云指挥上海飞云民族乐团、南京民族乐团献演此曲,赵季平登台感言:“作为作曲家,我有责任用音乐祭奠那些在日寇铁骑践踏下逝去的人们。”

  欧洲

  1930年代,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极力推动一整套与政治机构相适应的文化体系。许多犹太音乐家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的音乐会被粗暴取消、禁演,许多音乐家被赶出德国,更多人主动踏上逃亡之路。即使是“日耳曼”血统的音乐家,活得也并不舒坦。他们不能自由创作,作品要受严苛审查,必须以友好姿态与纳粹“合作”。而更多人,选择以笔为武器,在乐声中挞伐战争。

  梅西安《时间终结的四重奏》

  1941年1月,德国冰天雪地的战俘营中,300多名战俘与卫兵挤在一块听音乐。台上四位演奏者,一位弹钢琴、一位拉小提琴、一位拉大提琴,还有一位吹单簧管。他们手中的乐器都是从战俘营里勉强找来凑合的,弹钢琴者正为作曲家梅西安本人,演奏曲目是他在战俘营里写的《时间终结的四重奏》。

  乐谱扉页写道“献给时间终结的天使,他把手伸向天空并宣告‘时间将不复存在’”。描绘了上帝再临的终极审判,一方面启示救赎,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现世毁灭的恫吓。梅西安日后追忆起战俘营里的演出,还说:“从未有人如此全神贯注地聆听我的音乐,如此心领神会。”

  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

  “肖七”大概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反战音乐。1941年6月,德军进军苏联,开始对列宁格勒长达872天的灭绝式围困。肖斯塔科维奇对家乡满腔热忱,1941年7月,他在空袭声中开写肖七,乐曲先后在古比雪夫、莫斯科、纽约首演,但唯有在列宁格勒的首演才让后人铭记。

  当时的列宁格勒满目疮痍,城中唯一乐团——列宁格勒广播交响乐团仅剩十几名乐手,而肖七却需要至少80名乐手。乐团申请从战场替换下部分从戎的乐手,又从全市招募了一批有一定演奏水平的市民,连指挥家卡尔·埃利亚斯贝尔格都拖着病体走遍全城医院寻找乐手。1942年8月9日,《第七交响曲》终在列宁格勒音乐厅首演,同时通过电台、扩音喇叭传到列宁格勒每个角落,极大鼓舞了军民士气。截至1944年突破封锁,此曲共在列宁格勒演出逾300场。

  5月7日上海之春,圣彼得堡交响乐团也对“肖七”做了最原味的呈现。

  勋伯格《一个华沙的幸存者》

  勋伯格,奥地利犹太人,1933年被纳粹谴责音乐“颓废”而前往美国,一生创作多部反法西斯音乐。1947年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是一部为朗诵、男声合唱和管弦乐队而写的戏剧性康塔塔。作品据一位华沙犹太集中营幸存者的口述写成,在他生存的犹太区,曾有40多万犹太人丧生。

  勋伯格当时已72岁,创作却只花了12天。该曲成功运用“十二音体系”现代音乐技法,从三个不同角度描绘了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场面:除了纳粹军官的怒骂和命令用德语“喊叫”,叙述者的宣叙性朗诵始终用英语“吟诵”,合唱歌曲《听吧,以色列人》则以希伯来语“齐唱”,几个世纪以来,这都是犹太殉教者最后痛苦时刻的祈祷。

  潘德列茨基《广岛受难者的挽歌》

  潘德列茨基是二战后最活跃的波兰作曲家,其作品有不少现代音乐“嘈杂”的技法,带给听者感官上的不适,也让人焦躁不安。

  1960年,潘德列茨基为二战死难者创作了《广岛受难者的挽歌》。52件弦乐器被分为几十个声部,开头即是弦乐器尖利的啸叫,轰炸机强劲的发动机推动着飞行的钢铁堡垒;接着是低沉的防空警报,宣告灾难的逼近;炸弹的尾翼滑破空气,发出锐利声响;一片寂静中猛然响起全体齐奏,那是原子弹爆炸时的轰鸣……整曲塞满了密集音簇,弦乐器大量运用切分音划奏,制造出渐进惊悚的效果,像在胸口放了重铅,极尽刺耳和怪异。

  布里顿《战争安魂曲》

  首演于1962年的《战争安魂曲》,是本杰明·布里顿为考文垂圣马可大教堂重建而作的大型合唱与管弦乐作品。

  考文垂圣马可大教堂建于14世纪,1940年毁于德军空袭。二战后,英国在废墟遗址旁重修了一座新教堂,布里顿即受邀为新教堂落成作乐。除拉丁安魂弥撒的固定经文,布里顿还插入了9首诗人欧文抨击战争的诗。作为英国陆军士兵,欧文曾在一战写下大量反战诗文,却在停战协议签订前一周牺牲。布里顿也将《战争安魂曲》献给四位挚友,其中一人自杀,另三人皆死于二战。

  考文垂大教堂废墟中现安放了一座“人类和解”雕像,一男一女对跪拥抱,意寓消泯恩仇和解。雕像由一位英国女艺术家90岁时创作,二战结束50周年时被捐献给考文垂市。